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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攝像頭可識別新疆人 大華自稱非商用

【2022年10月19日訊】(記者李言綜合報導)一家世界領先視頻監控權威機構從公司網頁上得到證實,大華生產的四款監控攝像頭具有識別「種族、膚色」和「新疆/西藏」人面部的視頻分析功能。這家中國製造商對此供認不諱。

「互聯網協議視頻市場」(Internet Protocol Video Market,縮寫為IPVM)是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安全和監控行業研究小組和行業出版物,專注於審查和報告視頻監控技術。

週一(10月17日),大華向IPVM承認其網站內容真實性,但稱已經過時。該公司「感謝IPVM指出這一錯誤」,稱其並非「為商業用途而開發」。

大華全稱「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於中國杭州的視頻監控設備和服務供應商,其市場份額在2015年就已經位居世界第二。

這是IPVM在過去幾年中對大華科技針對中國維吾爾人和藏人等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識別定製監控設備的第三次調查。

2020年11月,大華攝像頭軟件對維吾爾人種族定性在推特上廣泛傳播。2021年2月,IPVM和《洛杉磯時報》披露大華公司向中共警方提供視頻監控系統,其中包括針對「維族人員實時預警」。

根據IPVM,大華攝像機的「智能特徵」包括「種族」、「膚色」、「疆藏」檢測。

大華四款攝像頭在線手冊上說,它們全部支持對7個屬性和5個表情的識別。7個屬性包括性別、年齡、眼鏡、表情、口罩、人種、鬍子(對新疆和西藏人的識別需定製支持);5個表情是:生氣、平靜、高興、悲傷、吃驚。

根據IPVM和路透社,中共國家警察視頻監控標準GA/T 1756-2020由大華股份聯合編寫。該標準包括「膚色」追蹤。

大華新疆項目和美國制裁

2018年,大華在新疆警務項目中贏得近10億美元的合同,包括建立和運營新疆警察派出所的監控系統。

2019年10月,美國政府以對新疆「侵犯和踐踏人權」為由對大華實施制裁。

根據美國政府,大華和其它一些中國實體「在中國(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監視行動中涉嫌侵犯和踐踏人權」。

面對強有力證據 大華一再否認

儘管有上述強有力證據,大華一次次用不同說法否認其產品具有種族分析功能。

2020年11月,大華告訴《南華早報》,它「不銷售具有強調種族識別功能的產品」。

2021年2月,在其「維族人員實時警告」被披露後,大華稍作調整,改變了說法:「我們從未在中國新疆提供過民族檢測的產品或服務。」

在202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大華再次改變立場,稱「我們從未開發過旨在識別或以其它方式針對任何特定民族的產品或解決方案」。

然而,在2022年8月給聯邦通信委員會的信中,大華承認他們的「維族人員實時警告」文件的真實性,但稱這是一份「歷史上的內部軟件設計要求文件」,儘管有詳細的產品文件,但「浙江大華從未實施或投入商業使用」。

現在,大華承認這四款攝像頭產品頁面的真實性,但告訴IPVM,它對自己網站上的材料「深感不安和擔憂」,並已「展開調查」,稱「民族識別定製」並非為商業用途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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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新聞

新疆昌吉實施靜態管理 洛杉磯華裔指加深矛盾

【2022年08月24日訊】(記者徐曼沅洛杉磯報導)新疆昌吉市公告,自8月21日下午3時起實行七天臨時性「靜態」管理,全體居民非必要一律不外出;各級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除承擔防疫任務外,一律實行居家辦公。洛杉磯華裔移民楊志剛感嘆,中共先是激化新疆民族矛盾,現在又以防疫之名控管城市,讓當地人生活更困難。

1963年出生於新疆的楊志剛,從小就與回族、維吾爾族人生活在一起,他說:「新疆有十幾個民族,我們小時候根本不存在分歧或彼此敵視,大家都是混住在一起。」楊志剛的父母是1950年代參與「援疆」的漢族,定居於昌吉市;該市離烏魯木齊30公里,處於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的「黃金通道」。

新疆昌吉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聲稱,為全面防控疫情,避免病毒外溢擴散,在全市實行臨時性靜態管理措施。但楊志剛認為,新疆人早已活在靜態管理狀態,現在只是因為疫情更緊縮罷了。他說:「新疆似乎變成一個孤立的隔離區,想要走進去或離開都難上加難。」在防疫監控下,新疆人更不自由,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7‧5事件」所見所聞

楊志剛認為新疆多民族融洽的生活因「7‧5事件」出現轉捩點。2009年7月5日,成百上千名維吾爾族人走上烏魯木齊市的街頭遊行,要求中共當局妥善處理先前維吾爾族工人在工廠遭打死一案。但因中共當局強烈鎮壓,加上媒體刻意渲染,該運動逐漸演變為針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從此,中共治理新疆的政策也由發展經濟轉向了政治高壓。

「7‧5事件」發生時就身處烏魯木齊市中心的楊志剛說:「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小西門那兒,就看見公安的車突然起火了,這個時候,對面的消防車拉著警報出來,要去滅火。結果,在被燃燒車邊上的武警拿著槍突突突,一梭子子彈就打到消防車的跟前,消防車就不敢出來了,退回去了。」他表示,消防車要滅火,但遭武警阻止,這火就燒得很可疑。而且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在報導維吾爾族人不講道理,故意焚燒執法警車,事情的真相成謎。

中共政權將新疆「7‧5事件」定調為「境內、外勢力」精心策劃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將矛頭指向總部位於德國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認為該組織的領導人熱比婭‧卡德爾策劃了騷亂。楊志剛說:「熱比婭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還當過中共的政協委員。」他認為熱比婭‧卡德爾犯的錯誤就是太「誠實」,在人大代表會時真的帶中共領導人去「訪貧問苦」,讓他們看到少數民族沒有彩排過的真實生活,因而顏面盡失。最後熱比婭‧卡德爾遭中共以偷稅、漏稅等原因緝捕,她逃亡後又被定為「疆獨」分子。

「中共當局常以經濟罪名扣在異議分子身上,這種情況一點也不少見。」楊志剛說,「7‧5事件」前,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同學和漢人一樣,都想努力成為中共體制內的「好學生」。他們也想經過「民考漢」政策(少數民族參加漢族高考)進入內地大學就讀,然而「7‧5事件」徹底轉變了許多少數民族同學的人生軌跡。他說:「我的一位維吾爾族同學就是在7‧5事件後失蹤的,他的父母至今沒有找到兒子的下落。」

中共國安逼做線人 楊志剛被迫選擇出逃

因為同情維吾爾族人,楊志剛曾參與過一些維吾爾族人的活動和捐款,但這也成為他遭中共恐嚇、威脅的理由。

楊志剛說:「國安來找過我好幾次,說這是一個疆獨的機構,我參與過他們的活動。」然後開始對他進行洗腦、「再教育」。中共國安告訴楊志剛,他的捐款有可能會被維吾爾族人拿來用於恐怖攻擊,拿去製作炸藥、炸公車。楊志剛當時心想:「這些參與者都是學生啊,他們肯定不會做這種事情。」但中共國安不斷威脅他,要求他與這幫維吾爾族同學劃清界線;或是繼續參與聚會,充當一名「線人」,隨時舉報該機構的活動。

中共國安還告訴楊志剛,若他願意提供情報,會讓他在工作單位加薪、提職。楊志剛認為若去「舉報」就是出賣同學,而且他知道那些維吾爾族朋友們,根本也沒有做那些所謂「危害社會國家安全」的事情。

但中共國安卻不斷威脅、逼迫楊志剛,他說:「他們(國安)也找我的父母,讓我的父母給我做思想工作。」楊志剛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騷擾,最後只好申請舉家遷居四川成都。

遷居成都後,楊志剛經營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幾位維吾爾族與回族的同學請他幫忙安排工作。楊志剛說:「他們在新疆也是生活不下去了,國安每天去騷擾他們。」但幫助他們安插工作後不久,楊志剛就被舉報包庇和窩藏了疆獨分子。為了躲避中共莫須有的罪名,他選擇流亡出逃,2014年初赴美。

中共控制新疆 致大批維吾爾族人外逃

1950年,王震的部隊全面占領新疆後,就地軍轉民,在新疆各地成立了以師、團為單位的建設兵團,之後又以各種方式從全國各地徵調、誘逼幾萬女性到新疆,分配給這些軍人做老婆。楊志剛說:「中共兵團式的移民造成維族與漢族人對立,而且長期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族群彼此仇視。」

20世紀中期,中共將大量的漢人引入新疆,當時新疆的少數民族在政治和語言上都處於弱勢,經濟上也受到新移民漢族的擠壓;而漢族則不滿中共對少數民族實施的優惠政策,如不需履行獨生子女政策、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等,漢人認為這是「逆向歧視」。

楊志剛認為,新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在農業、商業甚至是工業、旅遊業發展上都極具優勢;但在中共治理下,新疆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嘉惠當地居民,錢多半流入當地漢族和援疆幹部的口袋裡,貧富差距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銳。

2014年,中共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處理民族問題要同時處理「物質」和「精神」問題。從此中共對維吾爾族展開宗教、文化等更大範圍的打壓,遭國際詬病的「再教育營」也是在那時開始出現。近年來,中共當局在新疆各處設置檢查站,並利用大數據、面部識別等科技手段控制新疆。

楊志剛說:「兩族人民在7‧5前還能彼此謙讓,遇事儘量溝通,但7‧5事件彷彿給雙方各捅了一刀,留下一個疤痕。從此,彼此再也不願意觸碰,隔閡更大了。」據楊志剛所知,2013年底,大批維吾爾族人外逃,從雲南、廣西等地,逃到東南亞各國及土耳其,保守估算至少兩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