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7月09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Daniel Y. Teng報導／艾琛編譯）一位退伍軍人事務倡導者稱，澳大利亞社會不再由價值觀驅動，而是變得注重個人利益、利潤和享樂。
赫斯頓‧羅素（Heston Russell）本人曾是一名特種部隊的特工，執行過二百多次任務，他說，澳大利亞的軍人在退伍時往往面臨著文化衝擊。
羅素向《大紀元時報》透露，「軍隊非常擅長從街上招募人員，給他們一個神聖的身分及激勵人心的目標，從陪你信步觀光，到你穿上制服，以至稱呼你的姓名，都使他們從內心和外觀上都受到觸動。」
羅素稱，軍隊是一個「有目的」和「基於價值觀」的組織，每個人都要對勇氣、主動性、團隊合作和尊重等價值觀負責。
他認為，「當我們中的許多人過渡到在澳大利亞的大城市居住時，我們發現社會不再真正重視責任，取而代之的是權利：『我有什麼好處，我應該得到什麼？』它用自私取代了無私。」
「一切都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目的。這是一個（軍人）真正難以接受這些價值觀的地方，因為人們忙於關注利潤、享受和所有這些東西，在那裡你簡直屬於少數人群。」
正是這種價值觀的衝突，常常使返回的國防軍人難以適應，並最終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羅素表示，許多退伍軍人經歷了這種道德傷害，這是一種身分危機，一系列問題加劇了退伍軍人的痛苦，其中包括澳大利亞退伍軍人事務部（Australia’s 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的廣泛拖延，該事務部正在處理積壓的3.7萬份賠償申請，以及日常生活中缺乏結點，這可能導致退伍軍人健康狀況不佳、過度飲酒，甚至濫用藥物等問題。
羅素指出，「在軍隊裡，你每個月都要進行隨機的藥物和酒精檢測，如果沒有這種集體問責制，就很容易墮落成澳大利亞社會的普通標準。當所有這些問題混合在一起一段時間後，就變成了退伍軍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殺問題，各種問題都會出現。」
西方社會的「原子化」現象精神病學家坦維爾‧艾哈邁德（Tanveer Ahmed）說，與亞洲社會相比，現在的西方社會越來越「原子化」，亞洲社會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文化和社區聯繫。
羅素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的約束性儀式越來越少，不僅從宗教的角度來看，而且還有愛國主義儀式。這些儀式已經持續了大約50至100年，是市場經濟崛起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生活在城市裡，一種從某種意義上講以軍隊方式所再現的城市，而不是生活在一種為滿足人們生理需求而存在的大家庭或部落裡。」羅素說，「對創傷所致的心理壓力綜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診斷結果幾乎就是這類系統衰敗程度的代表。」
艾哈邁德還指出了導致退伍軍人心理健康下降的其它因素。
他表示，「更廣泛的人群與軍隊的意義以及他們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嚴重脫節，而現實情況是，我們正在打的戰爭（阿富汗戰爭）往往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
「以色列顯然是發達國家軍隊中創傷後PTSD發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理論是，整個人口與其矛盾衝突有著密切的聯繫。」
艾哈邁德指出，「（在以色列，）如果你是一名退伍軍人，服完兵役後退休，你就擁有了巨大的地位。」
重新發現澳大利亞的價值觀
在競選活動中，羅素經常詢問每個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什麼？一些澳大利亞人指出，淨零排放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可以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然而，除此之外，羅素認為更重要的是，社會要重新找回其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的澳新軍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簡稱ANZAC）精神。
在戰爭期間，澳大利亞的「挖掘者」（diggers）表現出耐力、主動性、紀律性和友愛，儘管有時面臨著不可逾越的困難。這些價值觀已成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每年4月25日慶祝的澳新軍團精神。
羅素指出，「在我看來，我們的身分，現代澳大利亞的身分和基於價值觀的社會，是與澳新軍團精神一起誕生的。」
羅素表示，「我認為，政府和領導人應該為人民提供更高的目標。」並警告說，「政治已變得過於注重派系之爭和贏得選舉。我們用控制、恐懼和激勵來操縱人們，而不是通過啟迪來激勵人們。」◇
（編者註：據澳大利亞政府網站信息，澳大利亞的價值觀包括尊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及法治的承諾，人人遵守法律等等。）
責任編輯：韓玉#